钩沉 | 《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连载四

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四章

范晔历史评语:信仰与智慧的关系

在多马使徒传教大约350年后，古代中国处于六朝时期经历着政治动荡和文化培养的时期:“从汉王朝的衰败到隋唐时期的兴起，其成果令人惊讶，硕果累累，出现了很多新颖的东西: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汉代的学术思想。从4世纪开始，丰富了佛教众多贡献。这也是某种艺术和文学主义的确凿性的肯定，并没有为其本身寻求美学上的愉悦，这与古典传统是绝对矛盾的；富有文化内涵的绘画手工艺品充满的贸易发展；历史首次出现景观世界作为绘画和创作对象的艺术以及前所未有的诗歌繁荣。最终是宗教迅速的多方面发展，影响如此之广以至于在中国世界简史上都有提及。”

然而在404年，庐山(江西)东林寺院高僧，声称宗教和他们的国家完全独立，包括财政方面。当然，东晋安帝司马德宗拒绝此事，并加剧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动荡，对佛教僧侣发起了迫害行动。这些瞬间我们有时称为“中世纪”，因为在唐朝“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直到589年隋朝来临之前，才短暂地统一。而在隋朝统治仅29年时，即公元618年被唐人消灭。唐人定义了共存的规则，每次朝臣换代之时，规则都会遭到破坏。因此，往往在当局权利和宗教自治的角逐中，金钱永远都是重中之重。在某种程度上讲，如果当局靠税收运转，那么宗教就是从捐赠中受益。这些捐款的数目不容小觑，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通常超过一般利益的预期范围。宗教团体通常在当时比朝廷权力更稳固和更繁荣。在政治决斗中，这种冲突一直存在，不管哪个国家和哪种政治体制。

宗教与经济生活

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宗教团体变得越来越富有，又不需要担心家庭财产问题，因为这些财产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他们的土地财富只会不断积累，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地财富会对国家当局构成威胁。当然，它们可以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可以履行毫无争议的慈善职能，但是这些慈善行为是否于从国民收入中扣除的数额相符呢？这就如同用于非产生性官员的国民收入增加不得超过国家资产合理份额，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中，那些在土地上的农民维持生计劳动的利润十分微薄。同样的，如果僧侣最后剥夺了皇帝着手管理的财政工作事宜的职能例如灌溉、运河、防御工程等，而且非生产性质的僧侣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这是不可忍受的。在欧洲，我们在中世纪时期早已面临此困境，与负责打扫寺庙的僧侣相比，尽管他们有改善科技、农业和手工业的意愿，但是他们财政用于慈善事业的支出远远比不上收入。

这个冲突凸显了一对矛盾体，即儒家对于国家的看法和佛教对于社会的看法。儒家思想认为国家是井井有条的，天子(皇帝)在金字塔的顶端管理国家所有的经济活动，而佛教认为应该不断庞大僧侣，他们是精神问题、形而上学和资金问题的管理者。然而他们充其量是国家的臣民。这就是范晔喋喋不休争辩的话题:他希望更多地关注共同的问题，并减少国家的非生产性主体的数量。

一世纪中国历史学家和宗教历史

对于晋朝和东林寺僧侣在404年时候的争端，历史学家范晔(398-445年)表达了他对佛教的了解，并且，假如他本身对佛教并无敌意，他有些许抱怨，认为人们可以合理地向佛教徒讲话。这就是他言简意赅的文章。

“佛教禁欲主义的灵魂提升在捐毒发展起来，然而《汉书》和《后汉书》却只字不提，张骞观察到:“这个国家天气闷热又潮湿，人们骑在大象中去作战”。假如班勇能够清楚地解释他们尊敬佛陀，不杀戮、不打架，但是他从没有谈论过优秀的文章、教化法律或者是有关美德的教义和其他戒律。就我而言，这是我听到的:“这个王国比中国还要繁荣。这里四季如春。圣洁的行为在这里传播并繁衍。基督教价值观取得了繁荣的发展。经过想象加工出来的奇异事件不停发酵，原因不明且令人吃惊。通过选择和培养自己的情感，人们可以到达天堂。”然而，在那个年代，张骞和班勇并没有观察到此情况。不幸的是，此前丝绸之路关闭，到了后期才重新开放，事实的确如此。我们无需虚情假意和夸大其词表示遗憾！公元65年左右，刘盈东汉时期，人们认为禁食的做法比动物的流血牺牲更为可取。后来公元147至167年，汉桓帝立了一个佛像。人们当时并没有发展这些细微的概念。人们尊敬传统的精神和神的教义。为了研究和评论佛教文章，需要净化心灵，培养“性空”，使自己摆脱各种宗教流派的束缚。道教的书也有提到。此外，至高无上的爱、憎恨杀戮、净化心灵和尊敬美德，是为人展示自己的道德并与他人交流之“法”的途径。尽管如此，佛教徒已成为强大的自卖自夸者，他们的言辞毫无根据，无休止地讲述荒诞的寓言。对于邹衍尽言天事无休止的争吵，庄周对于剪指甲疯狂的程度要比佛教徒的夸大其词夸张一万倍！那么关于灵魂的起源与灭绝，因果关系的学说呢？他们晦涩难懂，难以接近，因此许多人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不是普通百姓的道路。为了靠近普通老百姓，我们必须要记住，所有的教义都必须保存下来，解释老百姓有迷惑的点:大道就会传承下去。

首先应该观察到，“关于佛教为了提升灵魂的禁欲主义一点，它起源于捐毒(印度西部”，他指出“汉书和后汉书对此一言不发”，同时《后汉书》(汉书编年史)以沉默回应到没有任何跟汉明帝发生的事件有关的东西，这跟佛教毫无关系。他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如果他会想起佛教起源于印度西北部，并观察到其最初的印度教条暗示拒绝那些对其不满的人发起的战争。他也没有明确任何文章，也没有体现出所提倡的美德，就像文本和美德与中国人无关一样。范晔感到遗憾的是:“这条路以前是关闭的，只有在这个时期结束时才重新开放”，即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的汉人？事实上，公元115-120年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证明了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印度西北部佛教之间的传统纽带，当时佛教，确切地说“小乘佛教”盛行。但是我们可以明白这篇文章，不幸地以“关闭“宗教道路—一条完美的道路，而非帝国之间漫长的商业之路。汉字对于“道”的不同含义允许与一种解释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结束存在。

范晔第一次提到“禁食的做法在人民中广为流传，被认为比动物的流血牺牲更可取”，(后汉书谈到屠宰牛)，还提到西方国家的宗教质量:“圣行传播和繁衍。”然而，多马使徒曾见建议所有人，在一个新的城市开始传道之前，先练习禁食，即像约拿在尼尼微那样实行的三天禁食，然后轮到他们的时候，巴多罗买和多马都禁食了。正是这两位使徒在这个城市建立了每年在纪念基督洗礼后，圣诞节后的一天，实行三天禁食的传统。首先通过提出这种忏悔式的做法使40年代的希来伯人皈依基督。

禁食，与乔纳斯所做的回忆录紧密结合，是于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话有关。让我们记住圣路加福音(5:30-35):“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 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惟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新郎”其实指的是基督。当人们在耶稣左右时并发扬他的权威时，没有任何原因忏悔。在耶稣去世后，尤其是在升天后，情况有所不同。

范晔认为，不是汉桓帝(147-167年)下令将天蓬竖立在佛像上方，据我们了解，皇帝向佛像致敬。在他的统治下，我们崇尚“精神和天意”，为“大乘佛教”的特点。与158年，汉人与帕提亚帝国签署第一份商业协议，打开了外部宗教的大门。历史学家谴责佛教为“吹牛的人”。在对道教称赞不已前，人们也认为它拒绝将传说与智慧和力量反射相结合，以适用于不合理的问题。因此，他指出他们的方法“关于灵魂的起源和灭绝，因果关系的起源”拒绝了教义上源于“佛教夸大其词”的“晦涩难懂“的提议。

传播盛行

在佛教这点上，我们听到了另一面——范烨所说的“他听到”来自他认为是捐毒的消息:“这个国家比中国更加繁荣；天气很温和。圣行在这传播和繁衍。大乘佛教在这盛行。基督教价值观取得了繁荣的发展。经过想象加工出来的奇异事件不停发酵，原因不明且令人吃惊。通过选择和培养自己的情感，人们可以到达天堂。”“当你看到慈悲的时候你将看到三神一体。”圣奥古斯汀说道。

范烨觉得，人们可以到达比天堂更高的地方，他有考虑到现实的合理性，明确的因果关系，世界和灵魂的创造的教训，这与佛教理论相距甚远。由圣多马带来的基督教义，在张骞死后(他赞成禁食避免让动物流血牺牲)，很可能失踪或秘密地消失了，但是他的兄弟谴责基督教义为不敬的罪，这是因为儒家诸多官员担心来自“比中国更繁荣”的国家的教义的发展会威胁儒家思想的地位。

这并不是在亚洲中部起源的教义。此外，佛教教义由于在2世纪和3世纪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没有被“切断”。如果“道”必须在物质层面来理解的话，就为“丝绸之路”，在2世纪时候，没有被永久性割断。当范晔记载这些时，公元3世纪，在帕提亚和帕提亚帝国之后，他见证了在萨珊家族领导下，萨珊王朝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从公元220年或者184年开始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据萨珊王朝的修道院称，东方教会的传教士来与中国基督教教会联结。公元589年，中国统一，唐太宗发布了一项宽容令。

 范晔简略般的文章是否模凌两可？它能够毫无风险地暗示他赞美“道”的教义，尽管文章内容和历史能够让我们认为是基督教有关的，似乎他忽略了“道”的性质和起源。通过提及“一个温和的国家”，“没有大象”，范晔试图让人明白它不是来自于印度。如果他隐含地称赞他的文本“优秀”，他“决定性的法律”，是为了坚持一个事实，即班勇作为最接近的见证人，没有在新疆的佛教徒身上找到有关的线索。这与范晔的观察相符:因为佛教徒就是“夸夸其谈的人”，他们喜欢“不停地讲诉可怕的寓言”。范晔有没有提到西方教会或者是东方教会？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他而言，“路”并不是教会。范晔是儒家人。也许他还记得大师所说的话:“我的‘道’仅仅是一条线程吗？”他的门徒曾子用以下术语解释道:“我们的师傅坚持忠诚和爱人如己。”(论语IV,15)。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都不知道如何区分帕提亚帝国(东方教会发展的地方)和罗马帝国(西方和东方罗马教会蓬勃发展之地)。7世纪中叶，在唐人的统治下，他们清楚地辩析萨珊王朝和“罗马”帝国的不同，即东罗马帝国。当时的伊斯兰帝国压倒了萨珊王朝，前4个世纪的时候，萨珊王朝打倒了安息帝国。

寻求最佳的必要条件

最重要的是，这一观察结果明显指出:对范晔而言，基督教在中国的思想境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大道”广为流传。如果，需要研究和对佛教文章进行评论，应该要净化心灵，五蕴皆空，摆脱宗教的束缚，范晔否认宗教徒的由超越某些独处性的权力:禁欲主义其实很普遍，道家的书籍遵循相同的路线。大约在一千年前，孔子曾说过:“如果有一天早晨，你们找到了”道“，晚上你们可以高兴地死去了。”(论语第四卷，8)。

道教精神的特征将由唐人的“聂斯脱里主义”基督教代表，景教同意定居于修道院，在百年孕育期间，修道院一直是道教官方化发展的地方。后来，在16世纪末和18世纪末之间，耶稣会士认为必须要靠近儒家人和走进他们的道德准则，好像基督教徒想要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我们不能忽略基督教和儒家的关系。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中国，从1601年开始被允许定居北京，着手建立基督教和儒家文人的平衡关系。因其道德修养和知识的独创性，尤其是在音乐、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被接纳，他们称其为“奇人”，旨在说服文人儒家传统接近于“神父的教义”，利玛窦给了基督教一个中文的名字，即“天主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学者张瑞图告诉他:“我们的圣人孔子谈道为神服务和自控。谁能相信你是个外国人，然而你的原则和我们如此相似？”据利玛窦所言，儒家传统被只有佛教和新儒学的带来的贡献被废除了。他说，对于大多数在文人学院和追随偶像学说的孔子学院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耻辱。而这种学说是错误的，仅仅被一部分人追随。我们还需要补充一点，在那个年代，明朝末期，道教有了非常大的演变，特别是12世纪以来，由强大的统摄活动发展而来，趋向于将文化的三个主要“路径”结合起来，围绕着三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即上帝，天的物化，孔夫子的“天”，即玉皇大帝和佛。

这不能算是基督教给中国文化带来贡献的主要元素:基督教首先是爱神，然后是爱人和渴望与基督亲近，与人分享无限的宽恕。靠近幸福就会远离痛苦！它隐藏在心头的秘密中，并在平常的礼拜仪式与他人分享，个人的希望有助于启迪每个人的未来。佛教对人类的处境研究方法与基督教的研究方法大有不同:佛教缺乏对神的注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希望可以改变对神的注视。佛教统摄减弱了基督教复兴，削弱了圣经的影响范围。统摄运动忽视了所有的权力和神的爱意，使人远离了美德:信仰和希望，美德生慈善！最终耶稣和基督教徒对于天地的思考取得了发展，同时，印度教徒或帕提亚神人，他们在回忆录最终在涅盘前就决定了转世的不确定的连续性，这是“永恒的救赎，脱离苦难。所有一切的重生都是通过废除关于人是怎么创造的原则实现的。”

孔夫子，“道德界的爱迪生”

二十五的世纪以前，孔子所提出的道德经是他对“万众”思考的智慧成果，也是不间断的、不可预测和自相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同伴“同情”的智慧成果。他只知道一种深究道德经的方法:学习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靠观察，和以一种传播它的方式学习:“传播”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这个词:“提供发光的榜样”、“来回走遍全国”。

“子贡曾问到一个备受尊敬的人应该怎么做，孔子答道:‘首先要运用他想传授的东西，然后传授。’”亨利米肖提到，孔夫子就是“道德界的爱迪生。” 如果我们看到爱迪生是一个天才的修补匠，那么在道德上，我们看到一种深沉的伦理(道德)而不是一些禁止的目录(礼仪)，和走进“中庸之道”。凡是读过孔子会谈,即《论语》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皮埃尔·里克曼斯，化名“李克曼”使得西方人可以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他谈到《论语》时表示，没有这把基础的钥匙，我们永远也进入不了中国文明。

事实上，《论语》体现了人应该追随“中庸之道”。首先政治和宇宙学赋予了“中庸之道”的道德，其次，圣人把其与“道”放在同一水平上看待，“道”是无法通过话语精神解释的，是对正义的追求。这种正义，是主观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天意，并不是算术或者法律上寻求平衡。无数数据的整合需要符合情景的解释，是“同情心和智慧的结晶”。此外，做出正确的选择是不够的，因为真理并不占上风(参考论语第14章，36)，这是天意。这是孔子为同胞定义的情感和心理框架，目的是说服他们实践“仁”——人的美德，对他人仁慈、自由、普世、无私和参与上帝的美德和以他们的方式为宇宙的和谐做出贡献。

对于基督徒来说，孔学是美丽的，但是也是一种禁欲主义和与上帝没有密切的联系。禁欲主义不适于掩盖每个人和亲人之间的感情，例如中国人的谦虚会让中国人无法表达爱意和怜悯，根据社会标准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评判为社会的主要受益者。基督徒不能承认如此苛求的禁欲主义是不能通过和平和社会秩序来证明这一点的。相反，中国人很难了解基督教理想的崇高程度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有益程度。因此，它忽略了每个人都排斥与耶稣走同一条通向上帝的道路的人，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基督教在中国被误解，而中国人很少做出激进的选择，这种结果是很显然易见的。相反，20世纪的中国能够明白这一点，当基督教被忽视，被遗忘，被鄙视时，人与人之间的尖酸刻薄将成正比例的放大。

“十字架”的传扬给我们提供了救赎的希望，从而增强了人们对多马使徒用他的双手触摸了复活的耶稣的信任，是耶稣托付他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中国来，不考虑传道的任何的困难和危险。在孔望山岩石璧上的浅浮雕人物所展示的内容包含了对中国人的智慧和严谨要求的尊重；但是只有基督教的信息才会提议追随由“上帝”提倡的“道路”，包括他们最圣洁的一位——敬畏上天的孔子，同时邀请每个人与在和谐的世界中与复活的主相遇。